第26届北京世乒赛，中国男队以快攻打法挑梁，首次捧起斯韦思林杯。

百花齐放中的特殊打法很难定义

如果要给特殊打法下一个定义，这恐怕很难。在我看来，能够称得上特殊打法的，应该有这样两个“少”的特点——其一是使用这种打法的人少，其二是用这种打法打比赛输得少。

王传耀是我国早期直板两面攻的代表

既然是特殊打法，必然是不随大流的。大流是什么？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直板快攻打法就是大流。在李富荣、庄则栋的年代，左推右攻几乎占了百分之八九十，两面攻仅占百分之十左右，但我们并不能说两面攻就是特殊打法，因为用的是同样的球板，只是在进攻打法上略有区别，一个是单面攻，一个是两面攻。

在当年为什么说张燮林可以称为特殊打法，因为他第一个用到了长胶这个特殊的球拍，加上他自己独特的直拍削球打法，才能称之为特殊，才能成为“秘密武器”。其实后来各个时期中国队的“秘密武器”都可以称得上特殊打法。

从器材层面讲到特殊打法，多数都和胶皮的颗粒有关。同样作为颗粒胶，普通胶粒只有1.2毫米左右高，但长胶可以达到1.6到1.8毫米，打出来的球软，速度不快，这在当时是罕见的。到现在卢森堡的倪夏莲凭借颗粒打法的优势，仍然能在欧洲的一线打球，还能参加奥运会。

此外，我们经常提到的正胶和生胶，在国外统称为颗粒胶。我们国内分为正胶和生胶，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的橡胶依赖进口，我们自己造的胶皮实际上由于原料少，工艺精度不够，形成了一种杂质多、含胶量相对较少的混合橡胶，就是所谓的正胶。而当时主流的颗粒胶用的橡胶含胶量高，呈透明状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生胶。拿鞋底打个比方，我们自己生产的是解放鞋的底，硬一些，而别人用的则是“牛筋底”，软一些。但就是因为这个硬的特性，我们的正胶胶粒控制和旋转都比生胶强，能够拉出小弧圈，像李赫男、马金豹就是如此。第28届世乒赛，李赫男正是凭借正胶小弧圈，帮助中国队赢了罗马尼亚。

除了器材上的“与众不同”外，我认为打法的百花齐放也要包括打球快慢节奏的变化。乒乓球就是这样，尽管多数情况下都是快的赢慢的，但是有时候慢的也能赢快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快慢结合、节奏的调整也是一种特色。这一点在我们双打组合中就很明显，我们原来双打并不好，韦晴光/陈龙灿第39届世乒赛拿了冠军，又在1988年奥运会拿了冠军，吕林/王涛在1992年奥运会上夺冠，都是一快一慢，一个打速度一个打旋转。后面的刘国梁/孔令辉是一快一转，王励勤/阎森则是一左一右，一个稳一个凶，这些在某种角度来说，也算是特殊打法。

我也差点成了“秘密武器”

我进少体校的时候打的是直拍进攻打法，那时候横拍防守打法稀缺，我才改打横拍的。1963年我获得上海市第一名，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横握球拍防守打法的运动员。1965年，我来北京集训的时候，正手用的是胶粒较短的正胶胶皮，反手后来换上胶粒稍稍有点区别的胶皮，利用两面胶皮微弱的差异，我正反手就可以倒板打削球，所以当时我也可以牵强附会地算一个特殊打法。

由于我用的球板是单胶皮，没有海绵，所以在进攻上杀伤力就更大。只是我这种打法很费球，我记得曾经练一个小时打碎了6个新球。当年日本的长谷川信彦放高球很厉害，但他只要放高球起来，我一点也不怕，一板两板准能打死。我在国家队作为特殊打法的时间不长，后来由于全国政治运动，比赛停滞，我的运动生涯就没能再进一步。

现在来看，我这种打法在当时也有局限，第一，当时我的球拍两面颜色有差异；第二，两面胶皮的性能差距不大。再后来梁戈亮把正手胶皮改成反胶，反手换上长胶，这样正反手的差别就大了，再加上倒板进攻，整体就更全面了。

特殊打法曾助中国乒乓渡过难关

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，特殊打法是有功的，当我们传统快攻这种主流打法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是特殊打法帮助中国乒乓渡过了难关，特别是在团体比赛中。

第25届世乒赛前后，中国乒乓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的观点，因为看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打法，中国也不能光有一种。我们当时的左推右攻是世界上最快的打法，第26届世乒赛是中国快攻的全盛时期，男团靠三个快攻拿了冠军。但是在那一届单打比赛中，张燮林就冒了出来。第27届世乒赛上，张燮林的削球建了奇功，把最主要的对手日本队打得溃不成军。后来我们在第28届世乒赛女团决赛上用了林慧卿、郑敏之，帮助中国队第一次捧起了考比伦杯。再往后，第31届世乒赛上了梁戈亮，第33届上了陆元盛，第34届上了王俊和黄亮，都是很成功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蔡振华的特殊打法，给对手以信心上的打击。

第36届世乒赛，蔡振华用了颜色一样但不同性能的两面胶皮，从防守改为进攻，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特殊打法。而且他的打法不光是赢分的问题，而是从信心上给对手打击，别人遇到这种打法就发怵。此后三届世乒赛，我们男团都拿了冠军，但是这个时期除了陈新华之外，没有好的削球手出现。中间用过梁戈亮，但是他打的时间太长，对手都习惯了，也就称不上特殊打法了。

直到第43届天津世乒赛，丁松出现了。丁松的特点在哪里？记得金择洙曾经说过，“丁松那叫守球吗？那是攻球啊”！可作为一个削球手，丁松为什么进攻那么好？我曾经和丁松开玩笑说，这要拜抽烟这个坏毛病所赐。因为这个毛病，丁松两次被国家队调回上海。打削球的运动员都有一种心态，对手能拉能扣，我才有劲头好好练；省市的队员水平差，你都不会扣，我还跟你削什么？干脆练攻球。丁松在上海整天打攻球，训练的内容变了，而且他离开远台了，动作舒展了，球全是拉到底线的，很难挡。天津世乒赛，如果卡尔松碰到的不是丁松，而是王涛或马文革，结果可能就很难讲。

特殊打法受到特殊保护的60年代

为什么中国的特殊打法多？第一是因为我们的举国体制，有教练指导，有人陪练。特殊打法要成才是很难的，比如拿着长胶打攻球，没人陪练是打不出来的。另外一点，中国人对于制胜规律研究得很透彻，主动进攻可以得分，对方失误我也可以得分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特殊打法的目标就是让对手失误，甚至超过自己主动得分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们是非常看重削球的，一般男女各16名运动员去参加世界比赛，以第28届为例，削球去了3个人，比弧圈球还多。在1963到1966年这段时间，中国乒协规定每个球队必须有一名削球运动员。还记得1966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锦标赛上，浙江队当时的削球手因为参加四清运动下农村了，无法参赛，队伍紧急跑到少体校找了个刚学会削球的小朋友。那时候的浙江队是很强的，有吴小明、周树森、徐阿科3个国家队队员，但比赛要求削球手上场率达到百分之五十，结果这个“三老带一新”的阵容毫无意外地输得很惨，只得了第21名，上海二队当时是第6名。

半年以后日本队来访，他们当时是世界亚军，和上海队打了个4比5。紧接着日本队又到了浙江，本来以为打中国第6还有的打，打第21肯定没问题，结果居然还是输了，当时荻村差点昏过去。

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国际乒联官员们与见证乒乓历史的前辈姚振绪合影留念。

再谈百花齐放必须强调创新

特殊打法和器材有关，和年代也有关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信息渠道太多，少见也不再多怪，“秘密武器”也就不容易出现了。另外一点，特殊打法的训练过程是很苦的，成材慢，现在是个讲实惠的时代，没有家长想让孩子练特殊打法了。

但是我仍然认为百花齐放应该提倡，乒乓球本身是有这样的特点的，即各种打法都有取胜的可能——快可以，慢也可以；低可以，高也可以；主动进攻是得分，抓住对方失误也是得分。对有一些对手，可能进攻就不行，打守球就可以赢。上世纪70年代本格森访问中国的时候，我看了一场他和郭仲恭的比赛，他打守球很差，那时候如果中国队有一个好的守球就能赢。所以在我看来，百花齐放不但是取胜对手的需要，也是整个乒乓球界的需要。

在现在这个时代再提倡百花齐放，我认为有这样两方面要有所改变，一是训练方法，二是思维模式。训练方法上，量变才能有质变，作为特殊打法更要保证一定量的专项训练。而这个专项训练除了教练直接抓之外，还可以利用一系列高科技的机器，比如打削球用机器练是很好的方法，尤其是在一个新动作的动力定型阶段，不但节省人力还可以稳定地完成训练内容。训练方法之外，思维模式的创新更为重要，如果想百花齐放，就要解放思想。以前我们提倡“快、准、狠、变”，后来弧圈球来了，我们加上了“转”这个要素。接下来，在打球的思路上我们仍然要不断拓展。现在人们经常会感叹许昕的球怎么可以这样接，如果按照原来的思维模式，我们恨不得在运动员身后放个火炉，也不能让直拍运动员退台这么多。但现在许昕就可以往后跑，而且跑得很快，这也是一种技术风格上的大胆尝试。

2020年，人工智能乒乓球训练机器人在中乒院训练场上岗。

毛泽东曾说过，“人类的历史,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，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”，打球也一样，以前不能这么打的、不敢这么打的，现在能做到了，就是好东西，多高的难度都有实现的可能，我们要怀着一颗不断创新的心。

——本文刊登于2020年第8期《乒乓世界》 

       口述/姚振绪  采访整理/边玉翔 孟雁松